![孔尚任](https://guwen-1252396323.cos.ap-chengdu.myqcloud.com/headImage/20180914152655214.jpg)
生平
早期阶段
20岁前后,孔尚任考取县府学生员。后来参加岁考,没有录取。但孔尚任并没有放弃做官的念头,他典卖了家中田地,捐资纳了一个“例监”(国子生)。31岁,他于县北石门山,读书著述,谈古论今。在少年时代和读书石门山时期,孔尚任已对南明兴亡引起注意。这期间,他曾从亲友处采取轶闻,又从诸家记载中撷取史实,准备写一部反映南明兴亡的传奇。这就是《桃花扇》创作的酝酿时期。
康熙二十一年(1682),孔尚任35岁时,应衍圣公孔毓圻之请出山,修《家谱》与《阙里志》,教习礼乐子弟,采访工师,监造礼乐祭器,为康熙帝玄烨第一次南巡祭孔活动作准备。次年康熙亲自到曲阜祭孔。这是清统一全国以后第一次最引人瞩目的尊孔大礼。孔尚任被选为御前讲经人员,撰儒家典籍讲义,在康熙面前讲《大学》,又引康熙观赏孔林“圣迹”。因讲经、导览都能称旨,康熙破格升他为国子监博士。意外的恩荣遽然激发了他对清统治者感恩戴德之情,他一面对“不世之遭逢”受宠若惊,一面准备“犬马图报,期诸没齿”,充分反映了这个局限于个人升沉知遇的儒生对新统治者的依附态度。
出仕创作
1684年康熙南巡北归,特至曲阜祭孔,三十七岁的孔尚任在御前讲经,颇得康熙的赏识,破格授为国子监博士,赴京就任。三十九岁,奉命赴江南治水,历时四载。这个时期,他的足迹几乎踏遍南明故地,又与一大批有民族气节的明代遗民结为知交,接受他们的爱国思想,加深了对南明兴亡历史的认识。他积极收集素材,丰富创作《桃花扇》的构思。
康熙二十四年(1685)初,孔尚任进京,正式走上仕途。当他还来不及显现其儒学经纶的才能时,七月初,即奉命随工部侍郎孙在丰往淮扬,协助疏浚下河海口。孔尚任本期望为朝官,意在于“清华要津”,现一旦与渔人为邻,鸥鹭为伍,颇为失望。滞留淮扬四年,孔尚任时有迁客羁宦、浮沉苦海之感。他亲见河政的险峻反复,官吏的挥霍腐败,人民的痛苦悲号,发而为“呻吟疾痛之声”,成诗630余首,编为《湖海集》。这些作品摆脱了早期宫词和应酬、颂圣之作的不良倾向,较深切地反映了他对当时社会现实的一些认识。
淮扬一带是明清之际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地区。在这里,孔尚任驻足于南明江北河防之地。在扬州登梅花岭,拜史可法衣冠冢;在南京过明故宫,拜明孝陵,游秦淮河,登燕子矶,他特地到栖霞山白云庵,访问了后来被写进《桃花扇》的张瑶星道士。这表明,孔尚任正为《桃花扇》的创作积极进行着实地考察。这时,他还结交萃集在这些地方的明代遗民,其中有与明末政治斗争有密切关系,或与清政权持不合作态度的冒襄、黄云、邓汉仪、许承钦、龚贤、石涛,谈古论今,过从密切,有时“所话朝皆换“,竟秘而不为“门外人道”。淮扬四年不仅是孔尚任对现实认识的深化时期,也是创作《桃花扇》最重要的思想和素材的准备时期。
康熙二十九年(1690),孔尚任回京,开始了10年京官生涯。康熙三十年(1691),孔尚任购得唐代宫廷著名乐器小忽雷。三十三年(1694),与顾彩合作完成了他的第一部传奇《小忽雷》。作品以梁厚本购小忽雷、郑盈盈弹小忽雷,二人终于结成夫妇的遭遇为线索,表现了一代文人的沉郁不平,歌颂了郑盈盈不慕富贵,不畏强暴,坚贞不屈的反抗精神;作品着重描写了帝王的昏庸、藩镇的跋扈,权臣、宦官的专横与倾轧,反映了唐代元和至开成之间朝政的腐败情况。在史料的取舍上,剧本充分重视重大历史事件的真实性,很多人物、事件“斑斑可考“;但在具体的人物(如梁厚本、郑盈盈)关系、情节发展上,又进行着大胆的虚构。这部剧本是孔尚任在创作《桃花扇》之前的探索性成果。它为《桃花扇》的创作提供了艺术经验。前5年,他仍做国子监博士,三十四年(1695)秋升为户部主事,奉命在宝泉局监铸钱币。三十九年(1700)三月,为户部广东司员外郎,并写成了《桃花扇》。一时洛阳纸贵,不仅在北京频繁演出,“岁无虚日”,而且流传到偏远的地方,连“万山中,阻绝入境”的楚地容美(今湖北鹤峰县),也有演出(《桃花扇本末》)。次年三月,孔尚任被免职,“命薄忍遭文字憎,缄口金人受诽谤”(《容美土司田舜年遣使投诗赞予〈桃花扇〉传奇,依韵却寄》),同月即罢官。这时期,虽然结束了湖海生活,但始终遭到冷遇,更无法发挥他颇为自许的管晏济时之才。10年中,他写了《岸堂稿》、《长留集》(与刘廷玑合著)等诗文作品,时时感叹自己穷愁潦倒、碌碌无成。“弹指十年官尚冷,踏穿门巷是芒鞋“,正是他10年宦情的概括。这些苦闷,无疑没有摆脱个人仕途升沉变迁之感,但有些诗却也加深了思想深度,诸如否定君王“造命“,揭露官场倾轧,直指“盛世“为“浊世“之类,都表现出对康熙的所谓知遇之恩、险恶的宦海风波、现实的黑暗混浊等方面有了更清醒的认识。因而,当他以东鲁狂生自命,“弹铗燕市中,独歌不逐吠“的时候,表现出了难以抑制的激愤。罢官后,孔尚任在京赋闲两年多,接着回乡隐居。康熙五十七年(1718年)这位享有盛誉的一代戏曲家,就在曲阜石门家中与世长辞了,年七十岁。他的作品还有和顾采合著的《小忽雷》传奇及诗文集(湖海集》、《岸堂文集》、《长留集》等,均传世。 他需要依附于统治阶级,对康熙皇帝有感激之情,但因为不得志,他对清廷的掌权派不满,并逐渐对康熙的“知遇”之恩表示怀疑。他希望用世,施展才能,不羞谈仕途经济,但在浊流中仍保持着自己的情操,并且对历史和现实有自己的见解。他时而讴歌新朝,时而怀念故国;时而攀附新贵,时而与遗民故老神交莫逆。清初复杂的民族矛盾、阶级矛盾以及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,形成了他复杂的变化着的思想立场。这就是孔尚任从事戏曲创作时的思想状况。
抑郁离世
《桃花扇》脱稿后9个月,即康熙三十九年(1700)三月,孔尚任以“疑案”罢官。确切原因不详。今人从作者《放歌赠刘雨峰》“命薄忽遭文字憎,缄口金人受谤诽”等诗句及友人赠诗推测,罢官可能与《桃花扇》的内容有关。这一推论得到较广泛的承认。但是,因为《桃花扇》历演不衰,也没有禁止刊行,因此也有人怀疑此说,认为疑案与《桃花扇》无关。真实的原因,有待于确凿证据的发现。
康熙四十一年(1702)末,孔尚任带着悲愤的心情回到家乡,过着清苦寂寞的生活。其中,他曾往山西平阳、河南大梁、湖北武昌等地作过短期的漫游,做过幕僚,终在抑郁之中逝于曲阜。▲
人物轶事
巧解康熙难 山东曲阜孔林孔子墓前石碑篆刻“大成至圣文宣王墓”是明正统八年(1443年)黄养正书写的。令人奇怪的是,墓碑前建有一道不伦不类的矮墙,还将墓碑遮去了三分之一,只露出“大成至圣文宣干”,“王”字的底下一横看不见了。对于建这样一道墙有一个故事:
在清康熙二十三年,康熙皇帝到孔林朝拜孔子墓。猪、牛、羊三牲已供桌上摆好,地上黄毡也已铺就,香雾袅袅,烛光晃晃,一切都已准备停当。这时皇帝在前,文武百官在后,准备祭祀。当康熙走到孔子墓前准备跪拜时,发现墓碑上的字是:“大成至圣文宣王之墓”,便尴尬地站在那里,接着,祭祀的鼓乐奏起,康熙帝皱了皱眉,仍站着不拜,众人全都愣住了。这时,《桃花扇》的作者、孔子第六十四代孙孔尚任立刻明白了其中道理。原来,皇帝是只拜师不拜王的。于是他便马上叫人拿来一匹黄绸,把碑文中的“文宣王”盖住,并添上“先师”两字,成为“大成至圣先师”。康熙帝一看,马上开始祭拜。这个充满厚黑态度的哑谜就这样传了下来,为了不再出现类似的情景,孔子的墓碑前就建起了这道矮墙了。
孔梅溪是孔尚任 东鲁孔梅溪,很容易让人联想到《桃花扇》的作者东鲁孔尚任。孔梅溪是不是孔尚任呢?我们来看一下孔尚任能不能接触到《红楼梦》的稿本。
孔尚任康熙二十五年(1686)七月,奉命随工部侍郎孙载沣去淮杨,治理长江入海口,至康熙二十八年(1689年)冬才回到北京。其间,他结识了明朝遗老冒辟疆等人,在南京等地游览观光,收集秦淮八艳之一李香君和复社名士侯方域的资料,作为创作《桃花扇》的素材。孔尚任可能在此时认识了吴伟业的好友尤侗、严绳孙及曹寅等人,看到了吴伟业的一百二十回本的《红楼梦》。此时吴伟业已逝去,已将《情憎录》改名为《红楼梦》。孔尚任同尤侗、曹寅、严绳孙等都有反清复明的思想,看到稿本之后认为书名改为《风月宝鉴》为好。他还将《红楼梦》第五回的十二首曲子进行了填词。在“终生误”曲子后面甲戌本有眉批:“语句泼撒,不负自创北曲”。虽然《桃花扇》康熙三十八年(1699年)六月才脱稿。此批批在康熙甲戌年(1694)之后,此时孔尚任的填曲才华已被当时社会所公认,有“自创北曲”的声誉,与洪昇南曲齐名。明清传奇以南曲为多,《红楼梦》独用北曲,不能不说与孔尚任有关。从此批中可知孔尚任不但题写了书名,还填了曲。孔尚任治水的时间为康熙二十五年(1686)至二十八年(1689),严绳孙增删《红楼梦》定稿的时间为康熙三十三年(1694)前。康熙二十五年至二十八年正是严绳孙增删《红楼梦》的时间范围之内。孔尚任还对文本进行了评批。我们只能见到一条批语,第十三回有梅溪批语一条:“不必看完,见此二句即欲堕泪。梅溪”。
从上述分析孔尚任是孔梅溪与《红楼梦》的成书时间相合,与批语相合。孔尚任又有机会接触到《红楼梦》,故可定孔梅溪为孔尚任化名。▲